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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学生军”值得更多期待 9月27日，大连，2025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女子组颁奖仪式，夺得冠军的上海体育大学队在领奖台上欢呼庆祝。刘德斌/摄 9月27日下午，在辽宁大连举行的2025年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上，上海体育大学队以3∶1战胜加拿大拉瓦尔大学队，夺得冠军。本次比赛，上海体育大学队、北京师范大学队分别夺得女足冠军、季军，成绩可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队、延边大学队虽未能跻身男子组前八名，但不畏强手、拼搏到底的精神可嘉。 近年来，在中国男、女足国家队成绩不佳的背景下，学生军却表现优秀：除了中国球队在今年的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上斩获女子组冠军之外，去年，中国球队还包揽了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足球世界杯的男、女组冠军。这些孜孜以求绿茵梦想的学生军，他们的足球之路并不能完全脱离于中国足球的体系与土壤，但他们的成绩和表现总会让人相信中国足球仍有希望。--> 绿茵场上，这些学生有成绩有韧劲 上海体育大学队在本次比赛上夺得女子组冠军，此项冠军已连续两届被中国队伍摘得。上届夺冠的队伍正是本次比赛获得季军的北京师范大学队。 上海体育大学足球学院执行院长陶然成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上海体育大学女足能够成长为一支在国内、国际校园足球赛场上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队伍，与校企共建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陶然成说，上海体育大学与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从2019年开始进行女足的共建，申花足球俱乐部为学校女足提供了经费、专业的教练和保障人员团队等支持，而申花足球俱乐部的女足队伍则完全由上海体育大学的学生组成。这一合作模式，为上海体育大学女足带来了可以向职业足球俱乐部看齐的发展条件，申花足球俱乐部则得到了一支足球专业技能与文化素质兼优的女足队伍。 在与职业俱乐部共建女足的同时，上海体育大学把“大学生运动员首先是学生”的原则摆在首位，全队的所有队员均需完成学业要求。陶然成说，因为队员们经常会有比赛任务，为了不耽误她们的学业，学校为队员们制定了专门的课程计划，也会及时安排老师帮助队员补课。队员们既要完成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任务，又要兼顾学业，非常不易，但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仍有队员考上了博士。 上海体育大学与上海申花共建的女足队伍上海申花上体队，目前在中国女子足球甲级联赛参赛，队中共有20多名学生。除了这些学生之外，上海体育大学还有多名学生在中国女子足球甲级联赛和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的队伍效力。主力队员能够在国内高水平的职业联赛接受锻炼，这让上海体育大学女足的成绩稳步提升。国内大学女足另一支劲旅北京师范大学队，虽然今年退出了中国女子足球甲级联赛，但队伍曾参加职业联赛的经历，以及同样拥有多名在中国女子足球甲级联赛和超级联赛效力的队员，也是这支队伍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一流的大学女足的关键因素。 在本届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的女子组比赛上，一金一铜的成绩使得中国队伍成为最大赢家。在男子组比赛上，尽管参赛的两支中国队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队和延边大学队的成绩难以与女足队伍相提并论(均未能跻身前八)，但队员们都拼到了最后，展现出了中国大学生球员的斗志和韧劲。 9月24日下午，本届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男子足球9至12名排位赛，一场逆袭之战让现场观众热血沸腾。这场比赛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队对阵哥伦比亚桑坦德技术学院队。在上半场0∶2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队连追两球将比分扳平。此后，桑坦德技术学院队又两度领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队再两度追平比分，并在终场前最后一分钟打进制胜一球，以5∶4反败为胜。 比赛结束之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队的队员们激动地拥抱、欢呼。打进制胜一球的队员黄非凡说：“这次比赛给全队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全队拧成一股绳的团队力量。我们也做到了把所有的努力和体力都留在赛场上，不给自己留遗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足球队主教练徐昆认为，队员在比赛中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是队伍逆转比赛的关键，也是队员们身上最让人欣喜的品质。 9月26日上午，延边大学队在本届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男子足球15至16名排位赛上负于阿联酋沙迦大学队。持外卡参赛的延边大学队相比其他队伍，实力确实有一定差距，但全队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都展现出迎难而上的精神，做到了输球不输人。据延边大学队主教练李勋介绍，从9月18日延边大学队参加首场比赛开始，到9月22日结束最后一场小组赛，3场小组赛之后，队伍有5名主力队员受伤，以至于到9月24日参加排位赛第一场比赛时，延边大学队连替补队员都凑不齐了。李勋认为，本次比赛对于延边大学队来说，是一次看到差距和向强队学习的宝贵经历，也是一次对全队意志品质的磨砺过程，“我们确实技不如人，但队员们都拼到了最后一刻”。 弥补中外足球理念的差距，学校肩负新使命 在李勋看来，延边大学队无论是球员的身体素质还是个人技术，都与本次比赛的对手存在较大差距。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国著名的足球之乡，作为当地的一所高校，延边大学也肩负着为当地培养足球人才的重任。但“学习成绩不佳，最后只能依靠足球寻求一条出路”的孩子，才会走足球升学的道路，也是像延边大学这样的普通高校体育单招足球专项学生的一个困境——学习好，踢球也好的孩子，一定是依靠文化课成绩奔着名牌大学去了；踢球非常突出，但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基本上早早地就进入了职业队梯队；普通高校通过体育单招招收到的足球专项学生，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踢球水平不上不下，学习成绩并不出色的孩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足球队主教练徐昆在肯定队员们敢拼能拼的同时，也指出队员们在战术执行能力、足球技术的衔接等方面与外国队伍存在差距，他认为出现这些问题与队员们的习惯有关，而队员之所以会有这种习惯则与中国足球的整个训练体系和理念有关。 陶然成说，中国的大学生女足在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的成绩优异，中国的中学生队伍在国际中学生足球赛场上同样也属翘楚，但是学生赛事的这些优异成绩尚无法延伸到中国足球国家队层面上，这背后有着深层次原因。“我们的运动员在足球思维上还有需要提高的地方。足球运动员的技术、战术、体能其实都是相对容易训练的，最难的是心智的提升，是运动员对足球运动的理解、思维和想象力。” 陶然成说，体育是一种教育，足球也是一种教育，如果能从育人的角度去看待和发展足球，才能解决现在中国足球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从去年开始，国内41所高校开设了足球运动本科专业，陶然成认为，这是国家赋予高校在培养足球人才方面的新使命。 陶然成说，在足球运动本科专业推出之前，我国高校已有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两大专业在培养足球方向人才。体育教育专业的足球方向主要是培养具有足球技能的体育教师，运动训练专业的足球方向主要是培养具有足球技能的教练员。陶然成认为，如果国家需要增加足球教师和足球教练员，那么对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两大专业的足球方向进行扩招即可，新设足球运动专业显然是对足球人才的类型另有需求。在陶然成看来，国家希望足球运动专业培养的，是高水平的足球竞技人才以及复合型的足球人才：足球家，这才是足球人才培养的根本。 本报北京9月29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鑫 【编辑:张燕玲】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35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林徽因已经在梁思成的办公室连续工作三个小时。那一年，她和梁思成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庙建筑群，并沿胶济铁路途经历城、章丘、临淄、益都等11个县，寻找散落山涧旷野的“文化瑰宝”。归来后，有大量案头工作。此刻，里间只有她一个人，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天安门的院子。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夜幕开始降临，宛如一只银色的飞鸟。整座庭院一片青白，好似落了雪。”这是林徽因眼中，冬日的北平，但是风物的静美无法拂去心头的忧愁，工作间隙，她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信：“正清，你看，如此美好的景物呈现在我眼前，我内心却感到强烈的不适与厌倦，喉咙尤其沉重，仿佛被一团东西噎住，令我窒息。”-->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林徽因，又在1935年目睹“华北事变”，巨变迫近，她的心没法不沉痛。此后的十几年，她在战乱、贫病和一路的撤退逃难中，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忧尽数写入信件，倾吐给美国的挚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尤其费慰梅，是林徽因一生的密友。 后世的文艺作品，惯于津津乐道她少女时期的美貌、才情和感情逸事，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 在她离世七十载后，今年7月，林徽因的这批英文书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中英文对照形式收录于《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一九三五—一九四〇)》。 “她肯定不是什么女神” 翻开书信的影印版，于葵耐心辨认着一行行潦草的手写体英文，有些信纸非常小，字只能更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写不下了画个箭头，又挂到最上面；有些在正文边栏或空白处找块地方，又挨挨挤挤写好几行；还有些不是信纸，纸张质量不好，字迹难以辨认。“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纸张宝贵要节省着用，现在誊录就很困难，翻译更考验水平，需要熟悉林徽因的文体，忠实她的语境。”该书编著者、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目前仅出版了书信中1935—1940年的部分，1941—1948年的书信亦将后续出版。 横跨十几年的书信信息量很大，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年林徽因的人际交往、家庭生活、思想观念和家国情怀，也以林徽因的个人视角，呈现了她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重大事件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思想状况。这些通信，都被费氏夫妇细心珍藏，哪怕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们把数百封信件的影印版分别交给林徽因的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 20世纪90年代，梁从诫曾经撰写了介绍林徽因的文章并在选编《林徽因文集》时摘用过其中的一部分信件。梁再冰曾于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际，第一次提笔为母亲撰写文章《我的妈妈林徽因》。“平日里妈妈梁再冰不常提及自己的家世——外公梁思成忠告她‘最难为名父子’，鼓励孩子自食其力。”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记得，在外婆去世数年后，太婆(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托人送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日记、手稿。幼时，这些内容多被斥为“四旧”，也没人懂这些资料的珍贵，但外婆那秀丽的面容、优雅的四合院院落、典雅的服饰，以及书写在照片旁边娟秀的小楷字，一幅幅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年岁渐长，她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感觉外面一些谈论林徽因的书刊‘离她甚远’，她当然是一个精彩的人物，但肯定不是什么女神，而是有血有肉、非常接地气且烟火气十足的一个人。” 2024年，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于葵根据家族留存史料撰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她想把真实可靠的史实告诉真正关心林徽因的人，林徽因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真”。于葵写此书时，觉得唯其如此，才对得起外婆。书中引用了一部分林徽因的英文书信内容，在为这本书担任责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感觉这批英文书信极有价值：“无论对于研究林徽因还是研究抗战史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都是一套珍贵且独一无二的史料，如果它们不存于世，也就罢了，既然还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版。” 于葵对翻译编辑出版这些书信也颇有些顾虑，“这些信件毕竟是外婆和朋友以及闺密的私人通信，尊重前辈们的私人空间的同时，我也深受外婆那些‘掏心窝子’的话语的触动，也正是因为这点，写作中我感到这批信件的分量之重，它们的真实性无可比拟，别人再怎么替她说，不如去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由于历史原因，费正清夫妇回复林徽因、梁思成的信件绝大部分未能保存，现存只见零散数页费氏夫妇自己的誊录，而无法成为一段频繁来往的历史性书信记录。“不然，两相对照，一定很有意趣。”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徽因绝大部分手稿(包括文学、建筑代表作及大量中文书信)也未能保存，现存少量中文手稿亦零散不成系统。 幸运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英文书信手稿在费慰梅整理下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从长篇打印稿到巴掌大纸片上的寥寥数语，包括那些李庄时期随手“涂写”的粗糙纸片，都被费慰梅装订成册。为保留林徽因的信件，费慰梅还多次将这批书信誊写。 在为书信出版做编辑、校对的过程中，王一珂时常被林徽因蓬勃的感情以及勇敢直率的表达打动。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公开发表的悼念都克制内敛，但是面对朋友，她表达了真实的思念，称他为“最亲爱的故友徐志摩”，认为“他所做的、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远比他讲的要多得多”，坦言“在那些左右逢源、明智理性的人中，他是一股清流”。那些在战争爆发后，仍追求享受和个人地位的文化名人，林徽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当费慰梅抱怨丈夫总忙于工作，她又用自己的婚姻为例子悉心安慰知己，坦诚说出从恋人变为夫妻后感受的区别：“作为妻子的爱比作为恋人的爱要更严肃，后者处于热恋状态，自然会觉得自己飘飘然走在开满玫瑰花蕾的天堂之路上。” “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身边的朋友都爱她，乃至依赖她，在于葵看来，林徽因的魅力当然在于她丰沛的知识与思想，但不大被外界关注的，是她待人的真诚、热忱以及无微不至的“长姐”之风。林徽因是家里的长女，在她8岁时，父亲林长民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任妻子生下4个儿子。复杂的大家庭里，林徽因从小就明白，有些事无法非黑即白地对待，她一面安抚备受冷落的母亲，一面帮忙照顾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弟们。有一次三弟林恒发高烧，她抱着2岁的他，在廊子下面转悠了整整一夜。于葵感慨：“用今天的话说，外婆也是从小被锻炼出了‘高情商’。”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梁家下午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周末好去处”。聚集了一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女主人林徽因当然是其中的核心，梁再冰对于葵回忆说，“林徽因最美的时候就是她说话的时候，充满激情，神采飞扬，每个话题她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别人关注她的时候，她也同样关注别人，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 正因如此，亲朋好友一遇到事就找她拿主意。有一次，沈从文和妻子闹别扭，妻子一怒回了苏州娘家，他找林徽因倾诉整整一上午，林徽因告诉费慰梅，自己“煞费苦心地同他交谈，骂他，劝他，与他讨论生活极其曲折，人的天性极其动人之处和遗憾之处”，末了还借给他钱买车票，去苏州找妻子面谈。林徽因是梁林两家弟弟妹妹们的长姐和长嫂，也是尽责照顾家人的主妇，人最多时，林徽因家中甚至接纳了十几位亲友同时住宿。梁思庄是她的小姑子，也是她的挚友，梁思庄丈夫去世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将她和女儿接来北总布家中同住，弟弟林恒也曾跟在她身边。人们习惯关注在前厅热情招待每一位朋友的她，鲜有人看到不时奔向后院处理大事小情的她。林徽因给费慰梅画过四合院的床铺图，还调皮地招呼好友：“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林徽因说：“早年的家庭争战已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丝残痕重现，就会让我再次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她偶尔也羡慕费慰梅嫁了个独生子，不必像自己这样，常常“一睁开眼就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家庭纷争”。诸事繁杂，信中也看到心力交瘁时她向密友倾诉。 厄运很快便来了，却再也不是家庭纠纷那样简单。1937年，“卢沟桥事变”在林徽因的人生中画了一道分界线，她永远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优裕生活，先到天津，再去青岛，随后辗转至长沙、昆明，最后搬迁到四川李庄，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在日机对长沙的一次轰炸中，炮弹就落在距离他们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她和梁思成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往楼梯跑，还没来得及下楼，炸弹就炸了，林徽因被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梁从诫，从二楼被抛摔到地上，竟然还能完好无伤。他们奔向防空洞时，又是一轮轰炸，炮弹落在身边，他们心想这回躲不掉了，“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悲剧”，所幸这颗炸弹没炸。 即便如此经历，林徽因仍然说，“不会失去勇气，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仍怀抱昂扬的希望”。一路上，他们乘坐“各种材料、也不知什么年代”生产的破旧汽车，有时十几个座位竟然塞进近30名乘客。这样逃难的途中，她那双建筑师的眼睛也没有停止发现美，她指引孩子观看“玉带般的山涧，秋日赤红的枫叶和洁白的芦苇，天上自在飘浮的云彩、古老的铁索桥”和渡船。 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发起高烧。因为大批军校学员和几班大巴旅客滞留，到处住满了人，即将露宿街头时，幸亏几个空军学员腾给他们一个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发烧41度，旁边隔一个小门板，另一边就是小酒馆，满口脏话的赌徒、当地娼妓、运输司机、山东口音的大兵聚在一起喝酒、赌钱，他们的话飘过来，被林徽因记住，后来生动地写给费慰梅。于葵感慨：“在那样艰苦无助的日子里，重病高烧之中，她还有心去品味复杂的人生，用她那优美生动的语言记录下来。” 卧病几天，林徽因才刚刚退烧，一家人就又匆匆上路，结果破旧的长途车半夜抛锚在了荒山山顶。12月下旬的深夜里，林徽因拉着两个孩子的小手不停来回走动，借此暖一暖几乎冻僵的身体。“前一天她才退烧，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于葵推断，正是这番折腾，让她本已病弱的身躯遭受重创，在昆明，特别是到了李庄病情总暴发，林徽因彻底躺倒了。 一路奔波逃难，她也不再是北京四合院中高朋满座的沙龙主人，而是支撑家庭的妻子和母亲。梁氏一家在昆明住的房子如今仍在，见到其中一间曾被标为“林徽因的书房”，于葵参观时看到了，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林徽因有书房吗？”梁再冰回答：“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那时候，林徽因常常一个人背一个大背篓，把一家人一周的菜在赶集时全背回来。上有老，下有小，她不得不放弃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来支撑这个家。在李庄时，孩子们穿得就跟狄更斯小说里的流浪儿一样，所以她要缝补那些已经补到不能再补的衣衫，她说，这似乎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时期的建筑史还困难。她仍然在坚持和费慰梅通信，尽管“在现实面前，感情成了一种奢侈，但它不该泯灭在仅存的一线蓝天和敌人的炸弹之间”。 “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 昆明郊区的龙头村，梁氏夫妇有过一段短暂的安稳日子，晃县小旅馆里结识的空军学员成了家中常客。战争开始时，林徽因几次对费慰梅说，不甘心“只是枯坐在这儿”，“必须为信仰而战，以便循着我们足迹的后来者可以享有安定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林徽因说起他们结识的这批空军学员，她说既然自己不能上战场，那就要尽她所能给能上战场的空中英雄们一个家。于是这些学员成了梁家的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将他们视作弟弟，梁再冰和梁从诫唤他们为舅舅，后来，他们还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了这些小伙子的毕业典礼。 除了照顾家人，最让梁思成、林徽因操心的就是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幸学社几位重要人员逐渐在昆明聚齐，抢救古建的工作继续展开了。长久以来，林徽因都是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遍踏荒郊野外艰辛考察，却属于不拿薪水的“编外”，如同当年拿不到建筑学位一样，既无名也无分。 16岁和父亲游学欧洲，林徽因便已经将建筑选定为自己的专业。可是那个时代，在西方，这一职业也未能接受女子，中国更是尚无建筑这一学科，建筑仅被看成劳作之事，官学儒生不屑与匠人为伍，与女子更是毫不沾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林徽因仍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为中国带回一门新的学科，孤身闯入当时还属于男人的世界。“她有‘逾矩’的胆识，放在今天，可以叫思想先锋吧。”于葵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能迂回“斗争”，以美术专业进门，再“曲线救国”选修建筑课程，毕业时获得美术学士学位，之后又到耶鲁选修了舞台美术课程。2024年，宾大将这个迟到近百年的建筑学士学位追授给了林徽因。“我们今天推崇的跨学科，林徽因在百年前就已先行实践了。”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所以《林徽因全集》与任何名家全集都不同，分为建筑、美术、文学三个板块。 梁思成进入建筑行业，也和林徽因有关。当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当他听到林徽因对建筑学专业富有新意的描述后，立刻意识到这门专业正是自己所擅长与追求的，建筑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纽带。 战争中，贫困交加的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谈战后重建，它几乎是当时最新的建筑需求与理念。那时，全世界建筑师都在考虑战后重建以及城市规划等问题，身处偏僻乡下的林徽因与世界同步。梁再冰说：“我妈妈当时病得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后中国怎样建设，甚至怎样为低收入人群建设廉租房。” 战后回到北平，为了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病的林徽因几乎拼尽全部气力。吴良镛回忆清华建筑系初创的情景时曾感慨：“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虽然经常卧病，她却能运筹帷幄，她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难题。可惜，这些并不十分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身为“梁思成太太”，投入诸多考察和学术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却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这是林徽因一生学研生涯的常态，她不计较，愿做“幕后英雄”，与同人或晚辈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成果，也不求回报。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是营造学社的年轻成员，他后来对梁再冰回忆，那时自己年纪尚轻，不知道怎么深入这个领域，是林徽因手把手耐心指导，为他选择入门书籍，甚至告诉他最好从哪一行看起。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沙娜也是林徽因的学生，那时，林徽因已经长期卧床，她在病床上支一张小桌，稍有力气了就写写画画，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授课。常沙娜21岁设计的中国首块国礼丝巾，就是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的。 她一生挚爱她所选择的建筑事业。就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1935年的冬日下午，林徽因写给费氏夫妇的同一封信中，她曾许下一个小愿：“亲爱的正清，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对吗？你知道，我想那时我已步入暮年，为了能更好地做些工作，我应该会远离世人和琐事。” 所幸，1942年费正清被派到中国工作后他们又再相见，可是，她未曾如愿走入她所期望的真正暮年，更未能“远离世人琐事”。1955年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就在此前不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她为了挚爱的古都北京，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仍然一次次拖着病弱的身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命运没有给她更多时间。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离世，年仅51岁。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