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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杭州9月29日电(曹丹)金韵犹存，信契千秋。 近日，作者参加浙江省档案馆组织的“我在档案现场 解密档案故事”活动，走进浙江宁波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浙东银行旧址就坐落于此，展柜中静静陈列的浙东抗币，悄然揭开一段80年前的金融往事。9月9日，位于横坎头村的浙东银行旧址。曹丹 摄 经济战线上的“无声战斗” 以浙江东部四明山为核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 梁弄镇作为浙东区党委、浙东行政公署及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等党政军机关的所在地，成为当时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其中，浙东行政公署是最高行政机关。 1945年4月1日，浙东行政公署连续颁布《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浙东银行条例》两道法令，正式成立浙东银行并发行抗币。这一决策源于1945年1月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的提案。 当时，日伪政权通过滥发伪币疯狂掠夺物资，根据地经济面临严重危机。 据1945年4月6日《新浙东报》刊载的新闻报道，浙东行政公署主任连柏生受访时曾说：“最近由于盟军在太平洋反攻日益接近中国大陆，敌伪统治动摇更甚，伪币崩溃之期，日益接近，物价狂涨，人民生活已受到严重威胁，故各方人民纷纷请求本署从速发行抗币。” 浙东银行总行设于横坎头村，下设四明分行、三北分行及余姚支行。银行业务涵盖经理发行抗币、经理政府金库、放款及帖兑、存款储蓄、收买金银及有价证券、汇兑、兑换及代收代付、信托事业、保管寄存品等9大业务，构建了完整的金融职能体系，使浙东银行成为根据地经济运转的核心枢纽。9月9日，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浙东抗币。曹丹 摄 以粮为本：抗币稳定的基石 浙东抗币为何能迅速赢得民心？ 浙江省方志专家、余姚市社科联秘书长谢建龙解释道，浙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盛产海盐、棉花和茶叶等。“根据地以200万斤大米物资为本位，发行200万元抗币，实现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抗币面值分壹圆币、伍圆币、拾圆币三种，采用上海道林纸印刷。作者在现场有幸看到了余姚市档案馆收藏的抗币实物。 票面设计简洁大方，印有醒目的“浙东银行”字样，并在插画的细节处巧妙印有“浙东”字样的防伪标识。 据谢建龙介绍，浙东抗币币值一直保持稳定，甚至一度升值。相比之下，伪币急剧贬值，日占区民众纷纷弃用，私下用浙东抗币进行交易。 “原本1元抗币可兑换1斤大米，至抗战胜利时，1元抗币可兑换1.2斤大米。”谢建龙说，北撤前夕，为最大限度保护群众利益，浙东行政公署更以1元抗币可兑换1.5斤大米的比例回购抗币，最大限度减少民众损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纸质主币外，浙东银行还发行了金属辅币。余姚支行发行了用镍铸造的角币和分币，这些金属辅币制作精良、耐用性强，在流通中很受欢迎。9月9日，浙东银行旧址内的抗币印刷模拟场景。曹丹 摄 北撤中的金融担当：不让百姓吃亏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如何处理好抗币问题至关重要。 为预防国民党当局对持有抗币的民众进行清算，浙东银行紧急开展了抗币回收工作。当时采取了多种方式：用粮食等食物兑付、允许民众用抗币购买政府储备物资等，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民众的利益，避免因政权更迭导致百姓财产受损。 “现在抗币存世极少，正因当年回收彻底。”谢建龙说。 在浙江省档案馆馆长王利月看来，浙东抗币不仅是一种金融工具，更是中国共产党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的生动见证。 “浙东银行虽仅存半年，却为根据地经济奠定坚实基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金融领域的远见卓识。”王利月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一手紧握枪杆英勇抗敌，一手在经济战场上顽强开拓。” 如今，这些抗币实物、印刷模板与历史文献，已成为研究抗战时期“无声战线”的重要实证，讲述着烽火岁月中的金融智慧与担当。(完)--> 【编辑:胡寒笑】
中新社北京9月30日电 (记者 谢雁冰)今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设立10周年。2015年7月，上海市虹桥街道办事处等4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正式成立，一种全新的、立足基层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立法的民主立法形式应运而生。--> 基层立法联系点被形象地称为国家立法“直通车”，为民众有序参与国家立法提供有效途径。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每部法律都征求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建议。 10年来，开门立法的大门越开越大。本着“有基础、有特色、有意愿”的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先后共设立了54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含2个立法联系点)，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工作网络覆盖区域人口约1.86亿，带动省、市两级人大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7800多个。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孙镇平29日在媒体座谈会上介绍，2015年7月至202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先后就207件次法律草案、立法规划稿以及备案审查工作征求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58000多条，被研究吸纳的有3500多条。中国现行有效法律中，有177件是在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之后制定和修改的，其中有163件征求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占比约92%。 “民法典、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法律以及正在审议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等，都凝结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智慧和力量。”孙镇平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副主任石红莉举例说，上海市虹桥街道办事处基层立法联系点71岁的居民刘二生，结合自身从事农业种植技术示范推广的工作经历，在科学技术普及法草案征集意见过程中，提出“加大科普展馆对青少年的优惠力度”的意见被吸收采纳，修改后的法律由原来的科普场馆应当“对青少年实行优惠”，改为“对青少年实行免费或者优惠”，加大了对青少年的优惠力度。 近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修订了多部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例如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慈善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各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贴近民众的优势，征集了大量“原汁原味”的意见建议，为提高立法质量奠定基础。 “在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过程中，基层立法联系点以多种形式开展意见征询活动，基层群众提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副主任高莉娜说。 高莉娜介绍，重庆市沙坪坝基层立法联系点不仅通过官网和微信平台征求意见，还在社区专门组织活动征求意见；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邀请居民座谈，同时到无障碍设施需求较多的社区走访调研、听取意见；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信息联络员、退休教师秦四海，长期关注残疾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他针对无障碍设施建设、无障碍社会服务和监督保障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建议。 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时，上海市虹桥街道办事处基层立法联系点还就修订草案听取了中学学生的意见。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们就防治网络沉迷、家庭暴力和校园欺凌等提出了意见建议，其中有意见被采纳。 “基层立法联系点为我们提供了丰富、鲜活的经验和智慧，让社会立法更‘接地气’。”高莉娜说。(完) 【编辑: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