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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10月1日电 (记者 郭超凯)今年7月，北京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怀柔区琉璃庙镇受灾较为严重。聚焦民众返乡面临的现实问题，怀柔区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下称综治中心)机制模式，回应受灾民众困难诉求，助力重点村恢复重建，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 这一案例，是中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成效的生动缩影，也有力诠释了“进一扇门，解万千愁”的服务理念。 对公众而言，以往解决纠纷多依赖诉讼、仲裁等传统路径，而如今越来越多人选择走进综治中心。尤其对那些处于情理与法理交叉地带的“疑难杂症”，综治中心正成为更高效的解决出口。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各地着眼发展问题，建立行政服务中心等实体平台，为法人、自然人提供“最多跑一次”高效服务，有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当前，面对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新要求，建立规范化综治中心成为关键抓手。 中国综治中心的规范化建设，走过了从制度确立到全面落地的历程：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首次规定设立省、市、县、乡镇(街道)综治中心。2025年3月，中央政法委在福建厦门召开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会(下称“厦门会议”)，对规范综治中心建设进行部署。 “厦门会议”的召开，为全国县级综治中心升级换代按下“加速键”。截至8月初，全国2848个县级综治中心已正式运行起来，“到综治中心能解决问题”逐渐成为共识。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研究所所长袁振龙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分析指出，中国在行政服务中心之外，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构建发展和安全协同的治理体系。行政服务中心“向前跑”推动发展，综治中心“守后方”保障稳定，二者结合既确保发展有速度，又保证运行有质量，推动经济社会良性循环、长治久安。 综治中心何以成为“解忧服务站”？关键在于其充分整合各类资源力量，既方便民众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又改变了过去各部门力量分散、单打独斗的局面，让民众真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 目前，全国99.9%的县级综治中心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或“综治中心”统一命名并对外挂牌。各地县级综治中心普遍设立群众接待大厅和综合受理窗口，实现各类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从全国范围看，各地县级综治中心纷纷推动调解组织、行政主管部门、审判机关等各方面解纷资源入驻、轮驻，“攥指成拳”形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整体合力。 数据显示，全国县级综治中心调解组织入驻率已达100%，平均每个中心有1.7个调解组织常驻。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信访、人社等常驻部门入驻率均在70%以上，住建、卫健、妇联等轮驻部门入驻率均达60%以上。 袁振龙指出，办好综治中心难在打破部门壁垒、破解“协调难”，而关键出路恰是践行“综合”理念，避免沦为单一部门的“升级版”。 职能和力量的整合，并非简单做“加法”，而是以运行机制优化定分止争，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系统性重塑。各地纷纷在规范完善综治中心运行机制上下功夫，确保平台权责明晰、运转顺畅。 一系列数据印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显著成效：81.5%的综治中心建立受理告知单制度，确保诉求“接得住”；88.8%的综治中心建立与入驻部门业务协同对接机制，确保诉求“转得顺”；84.7%的综治中心建立“工作提示函”“风险预警函”机制，确保诉求“办得好”…… “厦门会议”以来，全国县级综治中心化解矛盾纠纷128.5万件，其中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的达71.6%，综治中心在吸附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逐步显现。 袁振龙表示，这充分说明综治中心已成为吸附化解矛盾的“主阵地”，未来还需从完善入驻、机制建设、体系构建三方面发力，让“各炒一盘菜”变成“共办一桌席”，充分释放综治中心的综合效能。(完) 【编辑:苏亦瑜】
站在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旧址的青砖灰瓦前，阳光穿过百年古迹的窗棂，在斑驳的青砖地面上投下细碎的光影。这座隐匿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南街玉泉二巷的财神庙，距喧嚣的大召广场仅50米之遥，却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抗日往事。财神庙始建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为砖木结构的两进四合院，占地面积2410平方米，建筑面积1186平方米。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开展抗日斗争的“秘密堡垒”，见证了绥蒙儿女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赤诚与坚韧。 踏入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院落，仿佛能听到80多年前那隐秘而坚定的心跳声。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撕开华夏大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华北，归绥(今呼和浩特)沦陷后，这片草原明珠沦为日伪统治的黑暗牢笼。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如星火燎原般点燃了中华儿女的抗争怒火。1939年春，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绥远省委派刘洪雄、宁德青等秘密进入归绥，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开始了地下工作。刘洪雄同志打入日本宪兵队担任少校参谋，以合法身份掩护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像暗夜中的潜行客，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播撒抗日火种。 屋内的老式桌椅让我仿佛看到了刘洪雄与王信真道长低声交谈的场景。当这位共产党人表明抗日心志，道长们毅然决然与他站在了一起。从此这里成为保护抗日爱国人士的“安全岛”，也成为宗教界与共产党人肝胆相照的见证。刘洪雄根据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在财神庙正式组建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蒙疆道教会”会长王信真及道士王从顺、王永茂成为了抗救会的骨干。 短短数月间，抗日的火种从这里蔓延开去：大召东仓的戒烟所里，道士郭久成悄悄传递情报、筹集物资；新华毛织厂的厂房中，爱国实业家魏达贤将工厂变作联络站，捐钱捐物支援抗战；归绥最大商号大盛魁的经理段履庄，也成为抗救会的中坚力量。工人、学生、商人、宗教人士、开明士绅……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们，在抗日旗帜下汇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 展柜里陈列的药品箱、布匹捆扎绳仿佛在向我无声的诉说着“城市地下+山地游击”的协作奇迹。抗救会通过统一战线渠道，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输送急需的药品、布匹和军火。更有200余名各族青年在他们的动员下，奔赴延安学习，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骨干。这种内外呼应的斗争模式，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互相支援、内外呼应”的生动实践。 推开二楼的木门，厚重的木门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像是时光齿轮在缓缓转动，每一声都承载着岁月的重量，仿佛在向我诉说着那段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历史。1940年8月，由于魏铭的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共归绥工委和抗日救国会的全部情况。8月21日，日伪军警包围财神庙，搜出文件和宣传品，王信真、王从顺、王永茂三位道长率先被捕。23日，刘洪雄冒险返回庙中通知同志撤离并转移文件，不幸落入敌手。至次年5月，190余名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相继被捕，绥蒙大地陷入白色恐怖。 展墙上的照片记录着令人动容的细节：遭受吊打、灌凉水、烙铁烫等酷刑的刘洪雄，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明代爱国将领于谦所作《石灰吟》，33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敌人的乱棍之下；王信真道长面对酷刑始终拒绝指认同志，用生命践行了“爱国爱教”的誓言；段履庄面对敌人大义凛然，遭受酷刑折磨仍表示“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彰显着中华儿女的气节。 如今这座经历血火考验的宗教活动场所，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2006年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修缮开放，2012年成为呼和浩特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0年入选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名录。每年都有各族群众来到这里，聆听那段统战救国的历史，感受先辈们用生命铸就的民族精神。 站在古刹的庭院中回望，青砖灰瓦间仿佛仍飘荡着先辈们的呐喊。绥蒙各界抗日救会所创造的统一战线奇迹告诉我们：民族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保证，爱国统一战线永远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如今的呼和浩特，正延续着这份团结奋斗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书写着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而这座古刹里的统战故事，将永远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北疆佟轩） (“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 【编辑:陈海峰】